新闻业的怀乡病(精选章节)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
内容预览:
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吴晓波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传媒人是从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里寻找到梦想的种子的。
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在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年仅26岁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的美国男士。”
我是在18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18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是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一代人。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
你问的好像是三个需要分别具体分析的问题。
这里暂借他人观点了。
“观点的自由市场”最早是由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将“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化的第一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加入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
“观点的自由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的自我修正”理论后来称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根基,也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理论根基。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责任理论的修正,但至今仍对西方新闻界产生着强大而持久的影响。
关于拟态环境
李普曼 “拟态环境”理论的分析与批判
作者:时燕子
【内容提要】本文从李普曼分析社会舆论的核心概念——拟态环境入手,经由分析李普曼这一深刻洞识背后的理论预设及其时代局限,结合我们的当下情境与社会条件,来给出笔者对于李普曼社会舆论观的批判性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拟态环境 传播者 受众
引言——问题的设定
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者、社会哲学家与专栏作家,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独特的视域和犀利的笔触影响了几代美国新闻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开创者。而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年)一书则是在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李普曼以其非凡的睿智揭示了美国社会新闻事业繁荣及“民主盛宴”背后社会公众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信,以令人信服理论论证打破了笼罩在社会舆论之上的代表真理与正确的虚假光环,深刻改变了后世对于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的看法。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当今的境况已不再是李普曼所处的那种禁锢初解、新闻事业肇兴的时代了,在资讯日益发达、科技深刻改变人类的传播与交流方式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应对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保持李普曼式的悲观与怀疑?在作为制度环境的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以及革命性的交往交流方式普遍运用的当今社会,我们是否应当修正和改变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关涉其中的社会舆论的看法?或许,我们真的有必要重读李普曼,重读《舆论学》,在理解其洞见的同时,重新反思它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与启示。
本文拟从李普曼分析社会舆论的核心概念——拟态环境——入手,经由分析李普曼这一深刻洞识背后的理论预设及其时代局限,结合我们的当下情境与社会条件,试图给出笔者对于李普曼所解释的社会舆论的新的认识与思考。
一、“拟态环境”理论及其分析
李普曼在其*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所知会的这个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在大众传播尚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知识与信息来自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所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直接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过去相比,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虚假)环境,进而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i]。而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以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绘制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而广大的受众大多在不曾意识这一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世界图景以及(更重要的)附着于这幅图景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或许,我们不应当指责乃至谴责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的不诚实,因为这一过程甚至也是大多数的传播者所未意识的。而李普曼的伟大与深刻之处正是他犀利地洞见到了这一过程及其性质,并且敏锐地看到了与此过程紧密相关的更大的问题:一旦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为某些阶层或社会集团所俘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甚至(最为普遍的情况)直接依附于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造势工具,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为广大民众编织出来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显然很不幸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德说教、美化宣传与愚民政策却比比皆是。而正是基于“拟态环境”这一深刻的洞见,李普曼在对社会的民主自由深切向往与渴望的同时,却对于“民主自由”旗帜下的新闻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舆论怀着深深忧虑与戒惧。
诚然,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可谓深刻与睿智,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他的理论是基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之上的,而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制度环境(如新闻制度)、社会观念(如民主自由观念)及科学技术条件(如传媒技术)——的反映。一旦我们能够认清与把握他的那些理论前见及其对应于的那些社会现实,那么,再结合我们当下时代的社会现实条件,我们便有可能对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及其社会舆论观产生某些的全新的理解与看法。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李普曼用“拟态环境”理论来讨论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时至少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理论预设:
其一,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在李普曼那里,传播者与受众不只是单纯的分析性概念,而是都具有实际指涉的事实性概念。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自身固有的职业逻辑,由一群“有着职业荣誉感、敏锐和有深刻洞察力的新闻工作者”组成,在其所处的时代里,这就是一群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阶层。这种原本就与普通受众有着某种疏离的传播者阶层,往往会与垄断性的权力相结合,甚至该传播者阶层的形成本身就是政治权力扩张的产物,事实上这更加剧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分立。此外,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两分在李普曼那里还隐含着精英人士与普通民众的分别,正如他进一步解释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是无知的局外人,那些受过特殊训练、能够接受准确情报,头脑中不存在偏见和教条的人是局内人,“只有局内人能做出决定……他所处的地位使得他能够了解和解决问题并采取行动”。[ii]可以说,固化的简单化的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对立是李普曼“拟态环境”的首要前提假定。
其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的是,李普曼在对于传播者做出精英假定的同时,对于普通受众所做的是一种非理性人的假定。他引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来说明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支解的、片面的和不完全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囿于有限的交往范围、时间与注意力,以及有限的理性能力,只能对介于公众与广阔世界之间的专家们表示信赖,包括统计学家、会计师、各种工业顾问与工程师,当然更包括告知我们外面世界正发生着什么的那些传播媒介。对于公众的有限理性揭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公共舆论的质疑,从而反思公共民主的真理性与正确性,这无疑让我们感觉到李普曼的敏锐与深刻,然而,有限的理性并不能决定人类盲目与卑微的宿命,人类恰恰始终在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实现对这种有限性的超越,而李普曼正是轻易地忽略了这一点。
其三,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的技术假定。传播者何以可能为民众“编织”出一幅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或者换句话说,民众为何欣然认可与接纳由“精英们”揭示出的这幅图景?显然我们应当回到李普曼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历史传统与现实所赋予他的物质生产条件及其文化与观念,工业革命的积累带来了电报、电话、广播通讯与印刷事业的繁荣,这已然促进了李普曼时代的新闻传播事业的繁盛,然而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依然只是少数人且为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品,而且报纸、广播乃至电视传播方式本身的技术性门槛也决定了它们只能为少数的传播者所利用,显然,这种由技术所决定的传播者与受众的天然分化极大地为传播者利用其垄断优势为民众编织“世界图景”提供了便利,而且这些新兴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媒体传播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民众接受这幅“世界图景”的可能。李普曼所处时代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本身的技术性不仅大大强化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而且使得受众以一种更不意识、更潜移默化的方式被纳入到传播者所赋予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之中,而这已然成就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
二、“拟态环境”理论之批判
显然,我们不能以当下的社会现实条件与思想观念去苛求前人,但我们可以以当下的情境去审视与反思前人的洞见与睿智,从而开启新的思考。李普曼基于其理论预设得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舆论的令人可悲的宿命——受众无法摆脱的被宰制与被歪曲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然而,这真的是普通民众无法摆脱的宿命吗?我们的社会舆论真的是如李普曼所描述的那么可疑与不真实吗?笔者认为,在勾勒出李普曼据以得出其结论的那些理论预设及其现实依据之后,我们可以据此来对比与检视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境,从而回答这一问题,并给出一种颇不同于李普曼的理解与认识: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社会民主与自由作为观念形态已经普遍深入人心,作为制度设置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作为新闻传播之根本前提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不仅作为基本权利写入各国宪法,而且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保障施行。以当代美国社会为例,联邦*法院在六七十年代确立的“明显而急迫危险”的言论自由原则以及“实际恶意原则”[iii]在制度层面极大地扩展了新闻传播的自由空间,有了宪法权利的保障,传播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于权力的依附以及强制性力量的宰制,实现其真正的“自由言说”。可以说,民主自由氛围普遍而深入的拓展成型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多元化,这意味着社会的个体自立、利益分化与结构均衡,在一个大体上宽容与自由的环境中,个体与团体利益诉求、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的表达不再以其背后所代表的宰制性力量的强大与否作为判定高低优劣的依据,相反,主体间通行的是平等与协商精神,各个主体的诉求与观念在平等协商与妥协精神下达到动态的理性平衡。社会多元化的实现恰恰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随之而来的正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多元化、社会关切的多元化,促成了传播者从“精英取向”到“大众取向”、传播内容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乃至“平民文化”的转变。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及新型传播方式出现与日益普及带来了新闻传播革命式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的,以网络为平台的个人网站、网页、bbs平台、个人博客等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人传播方式以其极低的技术门槛、极宽松的自由环境、极广阔的传播范围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界限与范围。其间,不再有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两分,普通的民众既可以是互联网媒介的传播者、也可以是受众,可以说兼具双重角色;在互联网传播媒体的时代,任何以宰制性权力为后盾的意图掩盖事实真相、编织谎言、愚弄公众的做法在互联网媒介以及众多普通民众传播者面前已几乎不再可能。如果说在传统传播媒介时代,传播者可以在受众不意识的情况下为他们精心编织一幅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那么,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广大受众,在其充当传播者为别人“编织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时,已经越来越开始认清他们以前所不曾意识到的这个“拟态环境”的过程,笔者以为,互联网媒介这一低门槛传播方式的出现恰恰打通了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那层深刻的隔阂,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讲,一旦这一隔阂得以打通,那么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在当前社会情境下的可适用性及其结论都是很可疑的了。
最后,如果说以上两点分析及其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李普曼的广大公众属于非理性人的假定,其适用性便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当今时代的两大基本事实前提——社会多元化的实现与互联网传播方式的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往与交流方式,也就是说,个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以及情感趋向可以在多种多样的交互与开放的媒介平台上得以自由平等地表达,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公共交流平台中,兼具传播者与受众角色的广大民众,其自由而平等的表达与倾听过程恰恰是一种交流、协商、博弈与妥协的过程,这种以互联网媒介为平台的广大民众的交流方式,其间正是造就了一种德国当代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称的“公共领域”,而广大民众在其中自由平等的“交往与商谈”,以一种说服而非压服的智性力量不仅整体性的提升了对话者的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本身正是现代社会的人们以一种集体性的力量来克服我们固有的理性有限性的一种有效的方式[iv]。而以这种“公共领域”为前提的集体性交流方式,其交往与商谈的结果,显然是一种克服了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从的、真正反映民众真实观念、愿望与诉求的、凝聚了理性智慧的社会舆论,而在此基础上的民意与民主也显然是一种真切了反映个体意愿的理性的“实质民意与民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以当下视角对李普曼《舆论学》的重新阅读与批判无论如何也遮蔽不了他作为杰出新闻学者的深邃与睿见,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任何理论家都超越不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给定的物质生活与观念文化条件,关键的意义在于每一个特定时空下的理论家为后人们率先开启的那些深刻和锐利的洞识,而这正是后来者继续探索所必需的起点。
作者简介:时燕子(1982- ),女,吉林大学文学院2004级新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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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美〕李普曼著:《舆论学》,林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ii] 〔美〕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iii]美国联邦*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的判决是美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判例,联邦*法院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使美国各新闻媒体在批评国家公职人员方面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
[iv] 〔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218—255页。
参考文献:
〔美〕李普曼著:《舆论学》,林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美〕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李普曼:新闻不是镜子,它和真相不是一回事 | 经典导学
田心新传考研
2021-03-12 21:48
关注
/ 用心耕田 水到渠成 /
热点,我们要追;经典,更应熟记于心。本周起,田心每周五都会带大家学习一个新传经典理论。帮助大家打好基础、稳步前进!
今天的内容,小田心先卖个关子,从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讲起~
故事引入
有一座海岛,在1914年时,上面住着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岛上无法收发电报,而英国的邮轮每60天才来一次。这年9月,邮轮尚未抵岛,岛上居民仍在谈论他们所见最后一期报纸上关于卡约夫人(Madame Caillaux)即将因枪杀《费加罗报》(Le Figaro)编辑贾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而受审的消息。因此,当邮轮终在9月中旬抵达,人们全都急不可耐地涌向码头,想听船长说说最后法院如何裁定此案。然而,他们听到的消息却是在过去的六星期里,英国人和法国人已按此前的协约结盟,共同对德国开战。这样一来,这六个星期的时间就变得有些别扭了:岛上的居民依然如朋友般相处,可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敌人。
不过,这些岛民的境况与身在欧洲的大多数人大同小异——岛民获知开战消息的时间比实际开战的时间晚了六星期,而身在欧洲的人也一样“后知后觉”,只不过延迟的时间较短——六天或六小时而已。
然而,人们对这场即将颠覆其生活的战争茫然无知,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社会充满希望和期冀,大家坚信自己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
这个故事是李普曼在《舆论》一书第一章开篇所讲述的,他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的了解远非直截了当。关于外部环境的信息来得或快或慢,但只要我们认准了自己头脑中那幅图景是真实的,就一定会将这幅图景等同于外部环境本身。
李普曼是谁?他的这一观点到底是怎样的?接下来就听小田心娓娓道来吧!
沃尔特 · 李普曼
李普曼个人简历
姓名
沃尔特·李普曼
Tittle
美国*报人,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现代新闻学和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
实践经历
出生于富有的犹太家庭,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曾为*的揭黑记者林肯·史蒂分斯做过助手。从1921年开始,一直为美国的主流大报撰写社论和专栏,对美国的民意和政治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动要求参战,在美国海外宣传机构负责战争宣传。参与威尔逊总统关于欧洲和平计划的起草工作,并且此后担任过美国总统的顾问。回国后,先后在《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任主笔和专栏作家,直到1967年退休。
著作
著有《自由与新闻》(1920)、《民意》(1922)、《舆论》(1922)等,其中《舆论》被誉为舆论学的开山之作。
评价
李普曼的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评价他: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李普曼的一些主要观点
1.民意是否理性
李普曼认为,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只是对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反映,他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大众媒体对民意的影响。
2.大众媒体与民主的关系
李普曼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依赖于理性的民意,而理性的民意来源于精确的新闻报道。由于大众媒体无法执行这一职能,民意与现实世界存在差距,民主制度只是一幢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真理和民主存在于交流中,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否精确地反映世界,而是我们是否通过交流达成关于外部世界的共识。媒体的功能是客观精确地报道事实,还是促进民众交流、参与政治,这成为学者们争论的中心。
3.关于客观新闻报道
李普曼从事宣传工作、新闻工作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新闻报道容易受到外界的左右。他和梅茨(Charles Merz)对《纽约时报》1917年报道的俄国革命进行过内容分析,他们发现记者写的只是他们想要看见的或希望看见的事情,而不是事实本身。
4.宣传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李普曼是最早对宣传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从《民意》中的观点出发,李普曼认为宣传弊大于利,它使公众无法获得必要的准确信息。
5.新闻报道中的控制
李普曼指出:"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
李普曼发现,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有4个因素会对内容的选择产生影响。第一是新闻工作者自己存在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这造成他只会选择自己愿意报道的事物进行报道。第二,新闻工作中约定俗成的制度会影响新闻选择。李普曼指出,新闻工作的日常习惯中存在许多套路。新闻描述的是那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公开化阶段,而且诸多压力也迫使报纸固守这一常规。编辑中的压力与套路,导致报纸间相互影响。第三,报纸经营方面的压力以及公共关系的影响,会导致报纸刊登那些为了被报道而制造出来的事件。(后来布尔斯廷把它命名为“伪事件”,或称“假事件”。)最后是政策的控制。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准确地对现实做出判断。
6.报纸的经营与读者
李普曼在1922年的《民意》中说:“公众会为新闻报道付钱,但支出必须是隐性的”。出版商通过广告商获利,广告商从读者身上获利,所以最终是由读者支付报纸的间接税。(二次售卖)。他还指出,人们不习惯为采集新闻付钱。因此,有钱的受众成为报纸的目标。
李普曼还提出过新闻的生产成本问题,新闻的高成本会导致新闻的边缘化。读者对报纸的忠诚度具有随意性,不完全取决于新闻质量。最后,他认为报纸经营虽然会有影响报纸内容,但是报纸无法准确反映现实的根源在于,新闻本身无法承担这一重要任务。
7.新闻的性质与作用
李普曼认为,新闻不是镜子,它和真相不是一回事,是对一个事件已经显露出来的那部分的报道。他提出了一个*的比喻: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它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他的这一比喻和“外部的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论述直接启发了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小田心在以后的经典导学中也会带大家具体学习哦~)
李普曼以上几个主要观点大家作为背景性知识理解即可~看完这些观点,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直观感受:新闻并不是对一个事件完整和真实的反映,它对外部世界进行的有选择性地报道,形成的是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环境”。这个“虚拟环境”被李普曼称为“拟态环境”,这也是他提出的众多观点中最*的观点之一。下面,小田心就带大家重点学习“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即"虚假环境"),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也有学者称之为“似而非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1.“拟态环境”的提出与内涵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1920)、《舆论》(1922)等论著中便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
在《民意》中,李普曼提出,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需要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无法在头脑中直接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必须通过大众媒体这样的间接方式才能获得。然而大众媒体并不是一面镜子,它只能有选择性地对外部世界做出报道,这就造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与世界本身脱节。换句话说,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只是对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即"虚假环境")的反映。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外部世界的原因来看,有关部门的审查与保密,使我们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普通人士关注外部世界的时间有限,他的注意力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且他缺乏与内部人士和专家交往的机会,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
从我们内部的原因来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人和物存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与利益,先入为主地理解这个世界。此外,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也会导致公众无法对现实做出准确的把握。
2.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使得现代环境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1968年,藤竹晓在李普曼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许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人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
田心说
看完今天的推文,小伙伴们应该已经对李普曼和“拟态环境”有一个初步印象啦,这样在之后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背诵记忆时,大家会觉得轻松许多哟~
你还想听小田心对什么「经典理论」进行归纳讲解?可以通过「写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哦~
下周五,我们继续轻松搞定新传经典理论~ 不见不散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著.《传播学教程》
[2]刘海龙 著.《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3]沃尔特·李普曼 著,常江 肖寒 译.《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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